《藕香零拾》，张旭东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｜艺文志eons2023年3月出版，336页，58.00元胡文辉撰《陈寅恪诗笺释》，命我写序，旭东先生对拙序颇为欣赏，令我意外又开心。其后，他的长文《陈寅恪与傅斯年》在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连登两期，评论陈傅关系客观而公允，钦佩之余，我不止一次地引用过。这回他将已刊文章集结成《藕香零拾》一书。奉读之际，又让我对他有了新的了解。《藕香零拾》收文三十五篇（含代后记），第一单元为《关于陈寅恪》（六篇），第二单元《关于傅斯年》（一篇），所收即《陈寅恪与傅斯年》，第二十三单元《关于钱谦益》（两篇），先介绍钱谦益作品之版本，再以最长一文对《柳如是别传》“钱氏家难”一章予以补订，仍是陈寅恪研究。而关于吕思勉、陈垣、顾颉刚、牟润孙、陈宝琛、郑孝胥、黄秋岳、汪辟疆、黄永年、黄裳、现代学林各单元，也多多少少和陈寅恪挨着连着。全书描绘的是知识分子的群像，但着墨最多的显然是陈寅恪，因此，未尝不可将张著视为一本研究陈寅恪的专书——而且是朝着陈寅恪又迈进一步的佳作。

“书外之序”

《陈寅恪为他人所作序》是《藕香零拾》开篇之作，作者看得很重，读者也很认同——胡文辉赞曰“深获我心”，“另述感想二章，以当应和”（《陈寅恪〈明季滇黔佛教考序〉书后》，见胡文辉微信公众号“历史的擦边球”，2023年4月11日）。

(资料图)

旭东先生也许不是最早关注陈寅恪序文的学者，但能将十四篇序言打成一片，综括其通义，总称以“书外之序”，已足以让他更高一层楼。而“书外之序”一名，应该是他的首创：

陈寅恪先生一生为他人作序共十四篇。陈先生学术以外的文字不多，仅《寒柳堂记梦稿》几篇而已，为他人作序倒成为他思想表达的方式。这些序引往往不严守本书而逸出书外，其所论荦荦大者，又无不与本书关合，既不离学术本身，又呈现思想的张力和精神的力量。晚辈唐突，称之为“书外之序”。（《藕香零拾》，第1页。以下引自该书者，仅标注页码）

十四篇序引中，作于1940年的《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》被旭东安排为重点剖析的典型范例，因其最能彰显思想张力和精神力量，故被旭东赞誉为“绝世雄文”（第2页）。胡文辉“另述感想二章，以当应和”，也因此序而起。

支愍度、伧道人之典，纵逾古今，横越内外，其内涵呈层递累积之态势。张文、胡文前后辉映，正可合而观之：

著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的留在北京的辅仁大学，为其作序的恰恰漂泊在滇黔边域。……然而此段所表彰者并非支愍度，而是伧道人。……此典讽世态、正人心，其意甚明，而其言无疑已逸出书外。……当日为陈援庵作序使用此典亦不过言二人俱未事伪，与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所述明末遗民逃禅之事，书里书外，两相映衬。然读者若不囿于一时一地而读，此典被赋予更丰富之内涵。后来，陈氏“万物皆流，金石独止”的气质被这个典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（第3-4页）

陈先生假借此掌故，意在强调学者须抱学术真诚态度，不能因时势之压力而有所改易，“无为遂负如来也！”如其所言，两人一“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”、一“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”，或留或行，或在沦陷区或在大后方，然皆未降其志，不负所学，此所谓“南北相望，幸俱未树新义，以负如来”，岂不美哉！……反观寅恪、援庵二氏，则1940年之南北相望，至1949年乃成南辕北辙。……则寅恪终不改其为伧道人，而援庵真成支愍度矣！（胡文）

“书里书外”“逸出书外”是十四篇序言的整体特征，《陈寅恪为他人所作序》既为代表，则其含义必定丰盛，窃以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点：其一，二陈俱不事伪，仿佛明末遗民之逃禅；其二，二陈抗战时俱未树新义，犹如伧道人能坚守旧义；其三，二陈晚年南辕北辙，“南陈”仍是伧道人，“北陈”已作支愍度，一如古典中二人之分化；其四，寅恪序文因不严守本书而逸出书外，故可由此移彼，改作他书之序；其五，十四篇序文中，四篇无缘随书刊布，皆赖寅恪文集方得以流传，俱成名文，“真成书外之序矣”（第5页）。

回看全文，“书外”凡七次现身，走笔至此，忽生一念：篇名既已汰旧（《陈寅恪为他人所作序》初名《陈寅恪的序文》，首刊于《读书》2009年第6期），不如再换新题——《陈寅恪的“书外之序”》。未知旭东以为如何？

“由‘趋新’转向‘守旧’”“纵观我国学术史，每个时代，大抵都有新旧之争，然皆未若清民之际为烈。似乎可以说，‘新旧之争’四个字成为民国学术史的关键词。然何人为新，何人为旧，既难截然一划而分，而旧中蕴新，新又返旧，更趋复杂。”（26页）因此，《藕香零拾》很自然地聚焦于民国学术流变之轨迹，而又以“探讨新旧之间的变奏与平衡”（83页）为重点。

章太炎、陈垣、陈寅恪、胡适、傅斯年、杨树达、顾颉刚、钱穆、吕思勉等学界大佬的旧人旧事，经过旭东的精心编排，最终以鲜活而真实的形象呈现在民国学术史的舞台上。后世观众在大饱眼福耳福之余，也隐约看到了那条旨在平衡新旧的路径——既要“使用新材料”，又要“融通中西”（32、34页）——亦即秉持杨树达“温故知新”、陈寅恪“不古不今”之义（42页）。

旭东尊崇义宁之学，而不画地为牢，治学能取众家之长，行文常补时流之失。他有缘担任吕思勉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之责任编辑，故能对吕氏之“通贯”与“执微”有真切体认（77、79、87、88页），并从中有所获益。试举一例，《新旧之间——民国学术流变管窥》之所以断言陈寅恪“由‘趋新’转向‘守旧’”（37页），是因为旭东找到了证据：

1930年，陈寅恪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》劈面惊艳：“一时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治学之士，得预于此潮流者，谓之预流（借用佛教初果之名）。其未得预者，谓之未入流，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，非彼闭门造车之徒，所能同喻者也。”这几句话，旭东以为“一反常态，辞气较苛峻”，“无异于新旧之间的宣战”。（34页）

1934年，陈寅恪在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中，总结了王国维治学的三种方法：一曰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，二曰“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”，三曰“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”。旭东再浓缩为两点，即“使用新材料”和“融通中西”（33-34页）。

1935年，陈寅恪在清华课堂上的言说更趋温和、客观，而且与章太炎本年在苏州所作演讲《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》颇有相契合处。太炎不再一味坚持旧说，寅恪也作出相应的调适，证明新旧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平衡的空间。平心而论，旭东这一节论述还可以更加细密一些，不过，称陈氏“于太炎一说，已有所取”（38页）也能站得住脚。

以义宁之法补义宁之书旭东研究陈寅恪的文字已颇具规模，如果让我来做排行榜的话，《钱曾与严熊——〈柳如是别传〉钱氏家难章补论》排第一，《陈寅恪为他人所作序》居其次，《陈寅恪与傅斯年——也相倚靠也相难》只能排第三（原因详后）。

说来惭愧，拙文《陈宝箴致俞廉三未刊信札释考》（与俞声恒合作），曾与旭东的《钱曾与严熊》一同揭载于《中国文化》2016年春季号，可惜的是，当年只是瞥了一眼，并未细读。这次接奉新著，第一遍通读，恍如拜读寅老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（以下简称《柳传》），一时间云里雾里；再读而三读，终于发现了它的真和美——真在所作考释推断堪称的论，美在治史行文能得寅老精髓。

《钱曾与严熊》一共五个部分，导言介绍作文缘由，既拎出线索，又给出钥匙：

陈先生当日撰《柳传》，遗阙很多材料，此为事实。以“钱氏家难”为例，其间几个关键人物，如主犯钱朝鼎，从犯钱曾，替钱家诉讼之严熊，他们皆有诗集，然条件所限，陈先生都没能看到。《柳传》所采皆“间接人物”之别集，如归庄，如顾苓，一在昆山，一在苏州，非“钱氏家难”之当事人，未亲与其事；至于龚鼎孳、宋琬诸人，更隔而远矣。故推论、俟考丛集，如果有问题，就可能出在这里。（276页）

追溯之余，不忘分析，随即抛出新材料，仍不忘合乎情理之推测，现场感和沧桑感交织而生：

这三个人的集子，钱朝鼎的尚未现身。钱曾的集子一直隐匿人间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现身美国，才知道是盛宣怀旧藏，由谢正光先生详加笺释，让我们更多地了解遵王生平。而严熊的《严白云诗集》传了下来，由邓之诚文如先生收藏，但可惜没有派上大用场，……我们知道，清初别集最难得，邓先生藏清初别集达七百种，材料虽夥，一时未顾得用；陈先生避居岭南，又没得用，故严熊的集子不啻虽存而实亡。有意思的是，《柳传》最后一条材料，用的是邓氏《骨董琐记》，更退一步讲，陈邓二位互通有无，陈先生得《严白云诗集》而用之，《柳传》中“钱氏家难”便逼近真实一分吗？恐不一定。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，一个材料必得另一材料两相激发，才产生出新的问题，引你追逐向前，若得不到激发，则此材料必在沉睡中，无用也。严熊的集子为陈先生所用，也许会偏得更远，因为这个材料必得钱曾的七个集子相激发，才能射出火光，而钱曾的集子陈先生是无论如何用不到的。（277页）

导言最后一段，仍在勾引读者步步深入：

谢正光钱曾七集的公布，解决不了钱曾与严熊的关系问题，但可以解决钱曾与牧斋的关系问题，已是巨大的收获。（278页）

正文计四节：其一“牧斋与遵王”，理董钱谦益（牧斋）与钱曾（遵王）之关系；其二“严熊及其家世”，介绍严熊（武伯）其人其事其家世其交游；其三“钱曾与严熊”，考证牧斋两位门生之复杂关系；其四“结语”，论断水到渠成，持平之中不乏新意。

旭东此文，凸显新材料钱曾七集之新价值，激活旧材料严熊诗集之新作用，为证其“巨大的收获”洵非虚言，请将此文与旭东介绍何焯藏钱曾《初学集诗注》抄本的另一文（265-275页）相结合，撮述如下：

遵王之曾祖、遵王之父，皆与牧斋不甚相得，但遵王在父亡后改弦更张，从牧斋问学，往还之间渐入法眼，由族曾孙转而为门徒，又升为密近之爱徒。牧斋藏书楼不幸付于灰烬，心灰意懒之际，将烬余之书举数赠予遵王。究其原因，大约有二：一为知己之感，犹如蔡邕以书赠王粲；一为助力遵王完成牧斋诗注，希冀遵王“代下注脚，发皇心曲”，以求身后之名。牧斋易箦仅月余，遵王“不知为谁所诳，负恩讨债”，逼死柳如是，此即“钱氏家难”。牧斋逝后三年，遗作《钱注杜诗》由遵王谋划刊刻，“已算不甚负牧斋”。牧斋卒后十一年，灵柩入葬，遵王似未参加，“是不愿参加，或不许参加，不得而知”。牧斋在世时，遵王已开始为其《初学集》作注；家难后，遵王“不辩解，亦不道歉”，“不改夙诺完成注钱”，为常人所不能为，稿成而不停修订，直至离世。《初学有学诗集笺注》堪称遵王“一生的心血”，最终以此完成了自我救赎。牧斋“蔡邕赠书”在先，遵王“侯芭传玄”于后，虽满含酸楚，仍可称佳话。

严氏为虞山名门，四代与牧斋均有交谊，武伯外家文氏亦与牧斋有关。牧斋另外两位重要弟子归庄（玄恭）、顾苓（云美），与武伯皆善。玄恭与武伯，“可能性格接近，相交最深”；云美与武伯，“在家世上亦有联系”。严氏一门忠烈，武伯本能自树立，身兼忠贞之后，又增慷慨之气。其人威武豪壮，诗酒纵横，如燕赵雄杰；其诗效乐天、放翁，一泻千里。同窗之日，遵王与武伯已有争宠呷醋之小举动；及绛云楼烬，主人举烬余归遵王，蛾眉曾有人妒，更是难免；钱氏家难暴发，遵王迹近癫狂，武伯仗义执言，予以讨伐，雄踞道义、舆论之制高点。约在家难后七年，经众人相劝，两人“重归于好”，且有唱和。然武伯集中，语及遵王者虽不在少，却无推心置腹语，家难事概不提及，对遵王作注不负乃师之功业亦视若无睹。遵王也不欲钱朝鼎和严武伯之名入己集中，“今从钱曾七集中，不能见此二人之名号”。可见芥蒂难销，“同床异梦”依旧。家难事，武伯谅朝鼎而怨遵王。然柳如是死，朝鼎“实有首功”，武伯却在事后很快与其恢复关系，“未如与钱曾关系如此之僵”。厚此薄彼，亦可见积怨之深。

侯芭原有二义，钱曾、严熊本可分而任之，然当日情形，势不能分，最终为后世留下无数感喟。旭东将遵王、武伯并列为“两位侯芭”，公允而恰切。以新材料为根基，张文又引入新知识，再进一解：

所有公案皆私案，人与人之关系为第一关系，公案不过私案之集合与掩护罢了。武伯即把遵王此事做成公案，无法翻了。归庄、顾苓未参与家难事，非亲历者，皆与武伯要好，赖武伯传递消息，则消息可以形成垄断。（317页）

余潜山首倡在前，胡文辉加其邃密，终使“以陈释陈”成为笺释陈寅恪诗之不二法门。旭东此文虽短，同样有迹可循，可称作“以义宁之法补义宁之书”。此外，前辈学者卞孝萱认为《柳传》最能反映陈氏治学方法，他特意拈出的四条（一、甄别资料：博考而慎取；二、笺释诗词：古典字面，今典实指；三、发现钥匙：明末人诗词中暗藏姓名；四、无懈可击：正面论证与反驳疑问相结合，传统考据与逻辑推理相结合。详卞孝萱《读〈柳如是别传〉》，载中山大学历史系编《〈柳如是别传〉与国学研究：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128-144页），至少有三条为解析张文提供了新的参照系。

于我而言，张文留下的深刻印象至少有两点：一是无论对钱氏家难之两造，还是对盲目殡足之寅老，均能抱持“真了解”“真同情”，时时可见悲悯情怀；二是行文繁密而不枝蔓，字词驯雅而不诘屈，“迷恋义宁先生文字”（第4、5、20页）的张旭东改良了陈氏文风，故而较《柳传》更好读、更好懂。

最大的遗憾旭东往时作文和此次修订，未知何故，两次都没有使用最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，这也许是《藕香零拾》的最大遗憾。

《陈寅恪与傅斯年》初刊于2016年，在此之前，《也同欢乐也同愁：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》早已成为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书，其中的关键性史料却未能在张文中得到运用，以至于出现一些讹误。张文刊发之后，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等新材料陆续出现，相应地催生出新的研究成果。既然是修订再刊，理应增补新材料、吸纳新成果、调校旧结论。可惜的是，张文在这两个方面似乎都可以再作完善。

先以1937至1943年陈寅恪及其家人的行踪作为讨论点。1937年7月1日（旧历丁丑年五月二十三日），陈寅恪第三女美延出生（蒋天枢撰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增订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，112页），张文称“美延5月23日出生”（62页），联系上下文，自然会被理解为阳历5月23日。9月14日，陈寅恪之父散原老人辞世，寅恪在北平主持丧事。“国事、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”，“又极劳累，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，叩首或鞠躬，频繁弯腰、低头”，“多种因素”促使他在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，“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”。因不愿在沦陷区教书，“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，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”（陈流求、陈美延《先父陈寅恪失明的过程》，载宗璞、熊秉明主编《永远的清华园——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》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，40-41页）。由此看来，张文径称“其右眼于1937年散原去世时痛哭，视网膜脱离渐趋失明”（72页），容易误导读者。

1937年11月3日，陈寅恪挈妇将雏逃离北平，约在27日夜间到达长沙，在亲戚家暂住数天，12月上旬另行租房安置。“当时临时大学因长沙圣经学院校舍不敷，将文学院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分校。临大文科师生1937年11月中旬相继抵达南岳，而12月15日校方即奉令迁出，于是师生们纷纷于1938年1月下旬再至长沙。”但陈寅恪“一直留在长沙”，“曾在临时大学短期授课，并未去南岳”（陈流求、陈小彭、陈美延著《也同欢乐也同愁：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，119、133、135、136、287、295页）。因此，张文所述“11月13日”离京、“11月20日夜间抵达长沙临时大学”（62页），皆不准确。

张文又称1939年9月陈寅恪返回昆明（63页），实则10月中旬从香港启程返回西南联大，10月20日抵昆明（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，154-155页）。而1942年“6月末抵桂林”（64页）的说法，直接与下文自相矛盾：“陈寅恪一家只在桂林待了一年，从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。”（69页）

经查对，张文所用材料似乎主要来自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（增订本）》，而未使用后出的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。事实上，前者的一些不够精确的说法，已经在后者得到了订正（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，295页），如能对校，不难发现区别并作出正确选择。

再来看看陈寅恪“不肯指导人”的问题。2018年，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出版后不久，我曾应陆灏邀约，为《澎湃新闻·上海书评》撰作书评，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此话题。我的基本结论是：傅斯年对陈寅恪“不肯指导人”这一指责，确实能在郑天挺日记里得到新的验证，但仍要具体分析主客观原因，而不应该将其放大。我在文章里两次“喊话”旭东：“辨析傅陈关系史的最好文字，迄今为止，窃以为仍然要数张旭东的那篇长文——《陈寅恪与傅斯年》，《日记》带来的若干新材料或许可以为他的长文增添新内容。”“即便《日记》的这则新材料貌似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傅斯年的批评，依然动摇不了我对张旭东观点的认同。”（《张求会评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〉》，首刊于“澎湃新闻·上海书评”微信公众号，2018年3月7日）现在看来，旭东也许当时没听到，也许后来忘记了，反正在新刊文字里找不到郑天挺的身影。

陈寅恪研究已成显学，在众多专著中，我最推崇的四本书是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》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《陈寅恪诗笺释》《在西方发现陈寅恪》，我把它们比作司母戊大方鼎的“四足”——稳稳当当，扎扎实实。旭东的《陈寅恪先生所谓“了解之同情”》一文，至少可以采用补记或附记的方式，对陈怀宇的重要研究成果作出一定程度的呼应。请允许我再当一回文抄公，移录数段以结束本文：《上海书评》（2010年1月10日）学者访谈栏目刊出《施奈德谈民国非主流史观》，施奈德说：“陈寅恪对当时的欧洲史学以及理论，到底理解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并不是很清楚。他用的几个术语，比如‘同情之了解’，很可能是来自德语‘Mitgefühl’，‘mitfühlen und verstehen’就是‘同情和了解’。”我不懂德语，不知究竟如何。（24-25页）

学界常常亦有人将所谓出自寅恪先生的这一用语写成“同情之了解”，其实不是寅恪使用的短语“了解之同情”。寅恪并未使用“同情之了解”。（陈怀宇著《在西方发现陈寅恪：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326页）

寅恪先生所谓“了解之同情”一语应出自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所用之Einfühlung一词。寅恪使用此词可能来自他自己游学欧美的学术阅历，或者是自己翻看西洋哲学书籍、史籍，或是借助密友吴宓的帮助，或是来自其在哈佛的师友白璧德。从目前的材料来看，寅恪显然对赫尔德的密友歌德十分熟悉，对欧洲古代史、近代史也不算陌生。我们目前虽然不能找到寅恪提到赫尔德的直接证据，但这种历史的内在联系正是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。正如胡适先生所指出的，“做历史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科学——严格的评判史料，一方面是艺术——大胆的想象力。史料总不会齐全的，往往有一段，无一段，又有一段。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，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。有时史料虽可靠，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，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”。因而寅恪与赫尔德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以合理的想象来建立。（《在西方发现陈寅恪》，352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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